央视记者观察丨联合国安理会将应以色列要求举行紧急会议

正如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

事实上从民法总则草案有关立法方式的说明，即已显示立法者要的不只是既有各法的汇编，而是建构一部体系井然的法典。总则中的基本原则和民事权利、民事责任各章的规定，往往即给人这样的感觉，比如自愿原则本可以从法律行为核心的意思表示反面推论出来，遵守法律、不违背公序良俗等，从法律行为章排除其效力，也可反面推论，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的规定更多属此，总则不作任何规定，也不会有何不同，其提取即属多余。

民法学者所强调的独立性，如果指的不过就是立法技术上的一种抽离，并非有意在意识形态上自外于宪法，而宪法学者所强调的宪法自觉，也不过强调民法不能自外于宪法，未必要民法典去承担宪法课与国家各种公任务的达成'这场争论大概也可以就此化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营利和非营利法人之外，还有特别法人的专节。这其实只说明了公法人的概念还不十分明确，台湾地区有关公法人的法制整备以及教义学的定位也不成熟，比如工商团体到底是公法人还是私法人，学者就有不同见解，多数情形是由实务逐渐厘清，法律上公法人定位比较明确的只有农田水利会，以及2011年制定的行政法人法。但让民法总则去承担厘清公法人身份的功能好像也不是好办法。另外一个规定则是第9条有关保护环境的原则，原草案还另在有关权利行使的章中有一条遥相呼应，终未纳入，此一原则相信是呼应徐国栋教授绿色民法典的思维，从中立原则出发，会认为包括环境政策在内的各种反映时代思潮的良善政策仍应留给特别法去规定，以贯彻民法典仅就平等主体间的基础关系加以规定的结构性原则。

提出括号前的方法随着德国民法典也被许多民法典使用，有些情形甚至已经比德国民法典操作得还要到位。此处或许反映了立法者对于明文授权的担忧，不过民事法官终究还得作出裁判，因此要追求真正的稳定，还须靠法学教育和法教义学的深耕、法院审级的金字塔化。全国政协监察监督委员会的职责可设定为：宣传和贯彻宪法、法律关于监察机关及其职权的规定。

不但获得香港市民的广泛支持，亦深受国际社会推崇。关于监督、制约与权威、效率的关系，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腐实践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甚至众多公民集中运用基本权利产生的能量，有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甚至平衡强大权力对宪法法律栅栏的冲撞。（3）纵向权力结构平衡，即中央与地方之间、上级地方国家机关与下级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平衡。

依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确立的原则，有条件的地方乡镇以上各级人大应该也能够设立监察监督委员会。监察审查咨询委员会的地位、人员构成和职权，可以参考香港廉政公署的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的构成，以编制在监察委员会外的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为主体，监察委员会重要官员为辅组成，由非监察委员会官员出任主委。

其中，防止过犹不及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要求。肃贪倡廉，建设廉洁政府，事关公平正义和社会的安定繁荣，是全民的事业。调查权和检控权（即起诉决定权）分立，调查后检控与否由律政司司长决定。廉署内部设调查及监察组（L组，单独在异地办公）专责调查涉及廉署人员的违纪行为和贪污指控，以及涉及亷署或其职员的非刑事投诉。

关于改革试点和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设计，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在这方面已有所论述，其要点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的正是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4）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政法综合权重平衡。向行政长官提交年报，内容须向公众发表。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协调一致的，但有时有冲突，甚至反转，如历史上某省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行政系统内主管政法的副省长不是省委的常委，而其下级公安厅长因为同时担任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常委，其实际地位反而在其法律上级（即那个副省长）之上。

制约者在掌握和运用标准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例如，我国法学界比较关注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或州市警察局，新加坡贪腐活动调查局办理反贪腐案件，都是调查终结后将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材料交给检察官，由检察官审查证据和决定是否起诉。

原文载于《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王金勇刑思录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6年12月25日通过了次日即开始施行的一个重大决定，规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及所辖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职权。就廉政专员向委员会提出的其他事项，或主动就任何事项提供意见。

为防止过犹不及的情况，强调以下三个价值判断至为必要： 1、被监察者权利的保障与监察者权力的运用具有同等重要性，两者在实践上应当协调实现，不应片面强调其中一方而牺牲另一方。简单地说，监督一般是单向或双向的关注、审视并时刻准备按某种既定的标准评价乃至影响被监督对象的言行。在廉署管辖范围内所作检控的结果及其后的上诉结果。这些基本权利保障得愈真实，超越宪法法律的权力就能被制约得愈实在。什么是政法综合权重呢？具体国家机关或领导岗位的政法综合权重=其所分享的执政党权威性资源+其现有的法定职权。所有历时超过1年或需要动用大量资源的个案调查之进展。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决定》规定，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这个咨询委员会组成人员，可由现行政治架构下的不同方面推荐，由各该级的人大常委会任命。

他们在行使包括逮捕权在内的某些权力前，必须事先获得法庭的准许。香港有关法例规定，该委员会的17名委员由社会各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知名人士组成，行政长官任命。

制衡是有效的制约，达不到制约效果的制约不是真正的制约，至多只能算某种谋求出现制衡状态的努力。全国人大现有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等9个专门委员会，加上拟议中的全国人大监察监督委员会，可形成10个专门委员会的格局。

毫无疑问，上述所有现行监督制约路径稍加调整后，都可适用于对监察委员会行使职权的监督制约。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监察性质的职权失控后造成严重贪腐的案例，其中包括：2008年11月宣判的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案。所有刑事投诉均须知会律政司司长，由其决定应否由廉政公署或其他执法机构调查，廉署必须就调查结果向律政司司长及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提交报告。公民（包括作为被监察者的官员）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享有和运用本身，都包含着对那些超越宪法法律权力的制约。

将监察机关强大的权力限制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运用其他公权力对其进行制约固然重要，然而，公民运用和维护相应的基本权利同样重要，甚至往往更为重要。由我国新的监察机关前所未有的位高权重的特点所决定，不仅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调查权（或犯罪侦查权）与批捕权、起诉决定权应分开，而且还应做出其他必要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强大的监察权受到有效的制约。

我们今天面对一个权力如此厚重而又集中的监察体系，改革过程要特别防止出现中央领导层警示过的过犹不及的危险。从现在各级纪检委在党内的地位看，监察委员会与纪检委的组合，在政治法律生活中的实际地位明显会高于本级法院和检察院。

接受媒体监督，回应公众对廉署的问责。令香港由饱受贪污肆虐的城市，演变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际都会之一。

向全国人大主席团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属于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议案。但相对而言，这不算特别大的弊端，因为它无关乎公民的生命和人身自由等最基本的权利。当地社会舆论和肃贪成效表明，这个委员会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该内部监察部门应定期向监察委员会主任会议和监察业务咨询委员会一式两份同时提交书面报告。

为全面监察廉署本身各方面的工作，行政长官委任社会贤达组成贪污问题谘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防止贪污谘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谘询委员会等4个谘询委员会深度参与廉署的活动，这些委员会都是由官守和非官守委员混合组成，并由非官守委员出任主席。至于以权利制约或制衡权力，则是指在公民中广泛分配权利——扩大权利的广度，以抗衡权力的强度。

同样，有关国家机关较小的政法综合权重若能与公民基本权利结盟，也往往能成为监督或制约强大权力的法宝。这些基本权利主要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案子受公开审理的权利，等等。

设立监察委员会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非常必要。香港廉署最初也是受质疑的，但它很快通过自己的行动确立了强大的公信力。